2023年8月8日发(作者：聂培芬)
出于后勤补给的限制，桨船无法长时间的在海面停留，又由于这种限制，桨船舰队并无法实施持续的封锁，因而这种海上力量并无法达成马汉意义上的对海洋的掌控；另一方面试图在海上击败敌舰队也是危险之举，而即使是成功了也很发挥作用。因而为了取得决定性的成果，桨船舰队往往必须占领敌舰队的港口才方可得胜。如此除了上述提及的补给的限制外，也与地中海桨船作战的季节性特点相关，此二者密不可分。
由于需要频繁的获取口粮补给，桨船与自身的港口紧密相依；由于需要频繁的获取淡水，桨船与陆地不可剖离；而处于战术的考量，桨船与海岸的联系更为紧密。这种对陆地的依赖至少在地中海海域影响了这类战舰的两栖作战能力。数量庞大的船员、狭隘的内部空间，所带来的后勤压力迫使桨船只得经常靠岸；然而由于桨船自身的机动性足以在近岸的水域作战，这类战船在战略与战术上的优势不可替代。桨船与其港口、比近的海岸之间相依相存的关系的进一步论将占据本章的绝大部分篇幅，而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本真决定了地中海海上对抗在战略与战术上的变数。
然而在转而关注地中海内部的作战模式之前，必须确认这一模式应对外部挑战的可能，而在下文所关注的时期基本无外部干扰。前文通过叙述地中海作战模式与北大西洋帆船之间的第一次、也是这段时间的唯一一个直接冲突的结果开始着手在这方面的内容，然而此前对于葡萄牙在1517年折戟吉达港的原因的剖析却只是触及了其中的部分。此战例作为举证的前提，是在地中海海域以桨船为基础的海上作战法式是唯一可行之案；而下文将检验这一前提的有效与否，并在此种解释为何在其余地方出现专门战舰之前，划桨船只就在地中海扎下了根。
有了如此的历史基础，我们便可以解决引发本文的一样重要话题：在堪用的重型舰炮出现之后，桨船是如何在随后的两个世界主宰地中海的海洋？合乎逻辑的出发点是首先对促进地中海桨船发展的地理与气候条件加以分析，然而以传统的海战史学眼光看待却给这种方法披上了一层迷雾。无一例外，几乎所有的海军史学家都假定侧舷列炮的风帆舰艇的重型舰炮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地中海之所谓未能出现如北海的风帆舰艇，只能归因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对军备技术革命的抵触；而包含其中的某种含蓄的假设，则是如果地中海国家早早的转而投入风帆舰艇，这些国家在后世的处境会好许多。
在剖析地中海的自然条件是如何催生桨船的发展之前，有必要对这一假设给予驳斥。为此，首先应当论述的是为何桨船没有在北海海域发展起来，这一问题可以由当地独特的地理与气候因素进行解释；而对地理制约因素的论述，自然而然的会引出对地中海桨船发展条件的讨论。而最后，由于这一问题并非只是简单的地理与气候自然条件的问题，因而下文将抛出一样解释，解释为何直到堪用的重型舰炮发展很久之后风帆战舰才始现地中海。
在十六世纪初，任何地方对于风浪的掌控，都远不及一个世纪之后的水手那样熟练；而海上贸易是否会朝着普遍的跨洋航运发展，在当代也尚不可知。然而一种基于地中海条件的高度特化的解决方案，在当代已在地中海相对缓和而对船只适航性要求一般的水域中发展的尽善尽美；而这种方案使得地中海国家在组织度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领先，并在接下来继续朝着成功竞逐。然而这种高度特化的解决方案在其他地区并不灵验，使得其只有在地中海及类似的红海或加勒比海域才能迸发生命力；而作为三个世纪以来发展的结果，地中海的商贸与战争模式在十六世纪早已发展到了极致。
地中海世界的商贸与作战方式的早期发展的背后的，是其所反映的当地的地理条件。相对而言，北海的海域比地中海的环境更为险恶，而自十六世纪开始北方国度的水手在与大海的搏斗中比他们的地中海同行更加失败；而由于北海水手的大部分精力投入于与波涛的抗争中，欧洲北方国度无论是商贸还是军事上的组织度还是都远逊于地中海国家；而另一方面，相对于地中海世界专门特化用以作战的战舰在北海海域很少出现，就算有特化程度也远不及地中海的战舰明显。北海造船匠的大部分努力必然是使得船只的适航能力满足于航海的需求，而其财力与技术水平高也难以有其他余地来引入特殊的军备技术使得船只在战斗中更具优势，而直至中世纪结束之时，欧洲北国的造船匠才始在商船的上层建筑上搭建临时的作战平台。因而，直到火药时代到来之前，专门特化的战舰无论是从技术还是财力上都难以在北海海域萌生。具有历史讽刺意义的是，从十四世纪开始，地中海的桨船反而偶尔小规模的闯入北海。
北海特殊的水文条件最终催生了马汉意义上的主宰海洋的战舰舰队，然而直到我们这一关注的历史时期很久之后海洋依然主宰着这些船舶；而在相对风平浪静的地中海，专门特化的战舰早已诞生。
在火药时代到来之前，海上决胜的唯一方式是接舷战——是否能用自己的部队占领敌舰的甲板直接决定战斗的胜负；而以接舷衡量胜负的作战方式，又反过来证明了古代的海战需要更高水平的组织能力与财力。在当代，理论上仍有两种方式决定胜负，一是朝敌舰发射投掷物，二是发动一场撞击，以使敌舰的吃水线下舰体破裂下沉，然而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摧毁敌舰而非将其俘获。自拜占庭帝国的覆灭，而至工业革命的诞生之时，无论何国都无力维持一支仅仅为了对抗敌舰的舰队，因而利益的诱惑往往主导着海上的行动；而一艘专门建造用以撞沉敌舰的战舰，几乎难以对其战利品进行捕获，因而仅仅是出于此等考虑十六世纪的海军指挥官便不将其置于考虑之中。在当代，人们普遍期盼海军至少能部分的自给自足。而在黑暗时代（指西罗马帝国覆灭的最初数百年，非整个中世纪），纯粹的古罗马“公羊”式战舰（以其夸张的船艏撞角得名）遭到抛弃似乎也有合理的技术依据——突出的撞角似的船只难以抢滩，而对船舶的适航性而言也不会产生任何优势，而舍弃华而不实的撞角又能建造更加轻便、更为牢固的船艏。而为此，R. C. Anderson提出了一个合理的假设——希腊火的发明与投掷军械的发展使得拜占庭的战舰设计者最终摒弃了古老的撞角，因为希腊火本身就具有撞角所拥有的摧毁敌舰的功能。
尽管燃烧物对敌舰造成伤害时有发生，然而当代的燃烧武器并非可靠。投掷焰火的方式——无论是用弓箭，还是直接徒手投掷，其缺点要么不可靠，要么射程短，要么二者兼而有之，唯有与敌舰异常接近时才能如预期的那样将燃烧武器投入战斗。而正因如此，燃烧物所引发的大火极大可能蔓延到交战双方的船只，这些船只建造所用的干燥的船材与船上索具与沥青使其如大号引火物；这也正是1499年在佐奇奥之战（Battle of Zonchio）所发生的，此为早期地中海战舰为解决侧舷列炮战舰所在来的战术使用问题的一次尝试，而此战例也将在本场后探讨。随着1204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导致希腊火的秘方遗失，火焰再也无法作为一种可靠和安全的武器用于海战，这一问题直至十六世纪依然悬而未决，而尽管纵火被作为最后的手段广而泛之的运用于海战，然而对于敌我双方来说同样充满危险。纵火船偶尔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类船只对航行所需的风浪条件与水手的勇气有着苛刻的要求；另一方面，这类船只造价高昂，而即使是最好的条件也经常难以完成作战任务。正因如此，接舷仍是有效的战术，三百余年来，这类战术几乎主宰了海上的对抗，在海战史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在地中海又是如此，特殊的水文条件使得登舷更为寻常，而接舷的必要与登舷作战的行之有效最终催生了十六世纪的桨船战舰。
接舷战发生时，仅仅咬死一艘敌舰、驶入其旁进行并与之搏斗远远不够，攻击方的战舰必须最好是在敌方防御薄弱之处与之牢牢地固定，并有足够的时间使船上的士兵跳上甲板。接舷作战的第一时间，大量的战斗人员必须迅速的跳过敌舰的围栏，以便在战斗的最初阶段便形成压倒性的优势；而后己方必须坚守阵地，或是为登上敌舰的勇士提供火力支援与兵员补充，或是在敌我双方争夺甲板的控制而需要撤退是提供必要的掩护。如果上述一切顺利完成，那么即使敌我双方势均力敌，进攻方也能获得压倒性的优势；而如果进攻方的船只是专为登舷而设计的战船，那么进攻者从船上突出的高台进攻时，情况更是如此，而以上这些都非常考验士兵的作战能力与船只的战术技能。
长久以来，接舷战被认为一种简单粗暴而无有技术含量的海战方式，而在仅在风帆舰艇之间的交战中事实也是如此，登舷战术往往更能决定胜利或者错失战果。进攻方需要将己方船只的某一特定部位瞄准敌船，然后与之牢牢固死，而这便需要风帆所不能提供的一定程度的短距离机动能力；除非是被追逐到、船体受损或是陷入绝境的水域，否则一艘帆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被另一艘帆船登舷。此是因为，发动接舷的一方与目标船只都依赖的风力使得船只向某些方向机动及其困难。明智的指挥官，往往会通过调整船只的方向来限制对手的机动选择，以此避开袭击。因而结合上述这些，似乎显而易见只有一艘划桨的巨舰才能满足接舷战的特殊要求，而这艘船的兵力还要足以战胜对手甲板上的敌人；然而对于北海海域来说，划桨船只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
此中的原因多种多样。首先在英国、法国与法兰德斯地区的大部分海岸，潮起潮落的速度超过了最好的全帆桨船所能维持的最大航速。一艘桨船，在其船桨的划动下维持其最高7节的航速往往不超过20分钟，而所能维持的最佳的巡航航速只有大约3节多，而这种自身特有的性能导致桨船几乎没有什么能与英吉利海峡或北海的潮汐搏斗的能力，这些水域某些地方的潮流往往能达到十节到十二节。这种地理因素的限制，从根本上大大减弱了划桨船只在完善的风帆时代到来之前的能够凭借自身顺利入港的优势，而正如我们所见，这种能力是桨船特有的优势。不过可以肯定，在突袭英吉利海峡及其附近水域方面，划桨船只与其咋北海的同类船型——驳船的运用效果同样显著，尤其是因为这些桨船的机动足以克服一般的潮汐与水流。这种船只在百年战争尤为法国军队广泛运用，然而这种船只的高昂价格与专业人手的需求，依然足以限制其规模。
为了发挥船桨的优势，划桨船只的干舷必须相对较浅，而如果与之相反，划桨手则不得不用过长的船桨与于己不利的机械效益对抗；同时桨船应当窄而长，以便相对其排水量容纳最多的桨手及最大限度的较少阻力。以上这两项属性直接与北大西洋能够长时间暴露于强风巨浪的船只设计要求发生冲突，1588年伴随西班牙远征舰队出击的四艘桨船（即蒙卡达的雨果所率领的四艘那不勒斯半桨战舰）的不幸遭遇最能说明这点。需知，浅吃水、低干舷与窄而长舰体的船只并不以适航能力而著称。
除此之外，划桨船只上的船员在消耗补给的方面也很快。由于这种船只又细又长，空间拥挤，因而必须经常靠岸补充食物；而对淡水的需求，则更为致命：一艘典型的十六世纪的桨帆战舰自身携带的食物补给最多能维持两个星期，而据海军上将威廉·莱迪亚德·罗杰斯 (W. L. Rodgers)估算，一艘桨船最多只能携带20天不到的淡水，这意味着其巡航范围只有船只航行十天的距离。不过当然，这些取决于当时的气候状况有多苦热以及有多少船桨需要划动。十六世纪早期的一艘典型的地中海桨船拥有144名桨手与三四十名士兵、军官与水手，若以每人每天需水量为半加仑算，则一天要耗掉90加仑的淡水，20天内则足足耗光1800加仑，考虑到存储空间的相对有限，这个数字相当惊人。不幸的是，在北海海域，港口与天然的避风港不但数量稀少，相互间的距离也令人望而却步；而猛烈的暴风、狂啸的海浪与突然的逆风在任何时节都可能袭来，且毫无征兆。为此，在北方海域出没的船只必须事前准备好在海上漂泊数周甚至数月的储备，以经受无法入港的考验。
以上所有因素加到一块，严重限制了在北方海域划桨船只的运用。尽管如果有足够的需求，这些船只仍能在这些海域使用，然而只是偶尔或这只在海港发挥高度专业化的作用。在百年战争期间，法国军队在英吉利海峡动用桨帆战舰进行两栖作战即破坏英国的航运，十八世纪的战争中这些船只也偶尔取得奇效，在受到来自法国殖民者的压力后，西班牙人也曾多次成功的率领桨船横渡大西洋直到加勒比；而1582年，圣克鲁斯侯爵巴赞的阿尔瓦罗（Álvaro de Bazán）在征服亚速尔群岛之时便动用了一个桨帆战舰组成的分舰队，而与此几乎同时代的亨利八世也曾试图将成熟的地中海桨船搬到英吉利海峡。但是总而言之，这些并不值当。在北方海域可以投入运用的时节是如此之短，以至于这类船只不值得投入太多，何况近代早期的国家并无多少资金来用以这类用途有限的军事试验。
另一方面，出自种种原因，地中海的自然条件促进了划桨船只的演化。在这之中，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地中海的天气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尽管地中海的风暴可能与其他地方的同样猛烈，然而仅仅只有10月中旬到次年3月才会袭来，在信史出现之前，地中海的水手就知道错开这段暴风的高发期可以避免绝大部分的事故。而在余下的时间里，地中海一般风平浪静，不仅没有危险的洋流，也没有能见度极低的迷雾，就连乌云密布的天气也很少见。
除此之外，地中海海洋沿岸与海底的状况对于水手来说也相对利好。在地中海北部的海岸附近，那里的海底相对平缓；而在底部陡峭而布满险礁的水域和远离海岸的浅滩，那里的水深都足以让船只迅速归于安全。除了柏柏尔海岸外，安全、水深的锚地与受到庇护的港口在地中海随处可见（见地图3）。地中海的大部分海岸，都是相当平坦的沙滩，上面覆盖着一层硬实的黄沙，而这些地方在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充当临时的港口，往往如此。
在没有潮汐的情况下，在夏季出航的大型船舶可以拉上这些浅滩，船艏或者船尾拴绳以安全系泊，何况地中海海域往往时常无潮汐干扰。这一事实具有重大军事，前文已业以提及。而这种水文状况也在其他方面大大减小了水手的工作。欧洲北部港口的入口处，尤其是那些较小的海港，往往对水手来说是出了名棘手，这出要是由于潮汐的变化以及潮起潮落所引发的在航港入口处的险恶洋流。正因如此，对于北方的水手来说，仅仅找到自己的港口还远远不够，还需精确的算计当地的潮汐状态与他自己到达时的预计时间，以便结合适合的水文条件。而光是简单的读懂月相和预测当地潮汐所需的其他天文信息就相当繁琐，更不用提如何操船与如何用沙漏在此期间精准计时。
地中海的航海者却不需要考虑这些复杂的水文状况，而靠岸时也不需要获取计划停泊的港口的详尽而专门的信息，而入港的时机抉择也尤不重要；另一方面，他所需要获知的大部分信息光从一份简单的海图就能完全获悉，而籍此帮助便能确定自己在茫茫大海的位置并不费吹灰之力的回到港口；而就算是有搁浅的危险，清澈的地中海的海面也能往往在事前发出警告。
以上这些地中海得天独厚的优势都对划桨船舶的发展利好，而这对早期商贸的发展尤为重要，因此也对后世的体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许多世纪过去之后，风帆、船体与索具的技术发展才达到一艘纯粹的依赖自然风的船舶足以在适当的海风条件与海况下自行入港、或是在无法靠岸的情况下安全出航。尽管到了十六世纪初这一问题已经得到初步解决，然而依然棘手，也正因如此，桨帆船舶的船桨为地中海的水手提供了许多便利，地中海沿岸的海水深度足以使水手在近岸安全的航行，而这是他的北方同行无法的。对地中海的水手来说，当在近岸作业时，他足以通过目测来准确估摸自己的方位；而如果是对海岸的状况不甚了解，则只需通过海图的帮助。如果航行途中刮来了逆风———需注意，地中海的水手往往在晴朗的夏季出航——那么一艘桨船往往可以通过划桨来摆脱。而即使无法做到这样，也经常能觅得一篇坚沙覆盖的浅滩，在那里系留过夜。
然而这种在近岸停泊来确定自己位置的做法，对欧洲北方的水手却是难以想象的奢求。当一艘北方的船舶在背风岸（指海风吹向靠岸一侧）尝试靠岸时，身后的惊涛骇浪往往能使其陷入生死攸关之境，在这种条件下错失等岸时机的水手，或者是那些咋能见度差的情况下将其误认的，很少有能再尝试的机会。由于无法迎着强烈的洋流返航，也无处可去，船只注定陷入绝境。直到十四世纪后期，随着许多源自地中海世界而来的船体与索具的技术进步，才给了北方的水手与之对抗的机会。这些新技术之中便包括才用多根船桅，在极大地提高了船舶的可控性的同时，又在后桅斜装一面尾帆来辅助转向。而更重要的，是地中海建造卡拉维尔船（caravel）采用的木板拼接方式增强了船体的强度，而这又转而使得船身有着更好的线条；另一方面，北海国家对航海的贡献则是艉柱（sternpost）、舵栓（pintle）、舵纽（gudgeon）与船舵（rudder）的发明。然而直到十四世纪，地中海船舶转向的唯一途径依然是船艉的橹，这是因为船橹可以垂直抬起而不会如同固定的船舵那样妨碍船艉着岸。除此之外，将舵手置于舱内可以为其提供免遭投射火力的防护，这在桨帆战舰上是一项显著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典型的地中海桨船上的尾舵可以由铰链垂直朝外抬起，尽管这类机械装置在结构上精密，却依然可以让船舵迅速移到一旁，而这足以让桨船船艉着岸，这种做法在战术上的价值前文已述及。）
当这些北方的技术进步让水手得到切身利好之前，水手更习惯于航往特定的海域或者往返于特定的贸易航线，在那里他们对在每片海域如何测深和在潮汐中如何掌舵都了如指掌。反过来说，水手也无法光依靠当代粗陋的海图前往远方航行，更不用提风帆战舰纯粹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尽可能可靠的在海上近身作战，一艘划桨的战舰必不可少。我们早已确定气候与地理条件制约了这类船型只能在地中海发展，而鉴于桨帆战舰在地中海做占据的主导地位，我们将面临两个在性质上略有不同而普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广而泛之且在任何时候都适用，桨帆战舰的特有性质是什么？第二问题则是基于特定的时间段：在堪于实用的火药武器，尤其是火炮出现之后，是如何影响这类战舰所扮演的角色？
在此之中，第二个问题至关重要。桨帆战舰与其较小的同类船型共同构成了地中海作战模式的核心；而在火炮出现之前，这一模式无论技术上还是组织结构上都已经高度完备，所有构成分子紧密相依，形成了牢不可分的整体。另一方面，如果不最终将整个模式给予推翻或者从根本上将其改变，就无从谈及如何对其重要构成部分进行挤兑。任何试图削弱此类战舰效用或者显著改变其作用的尝试，最终都不可避免的产生影响其他方面的变化。由于此中涵盖了整个地中海商贸活动，因而对于划桨战舰在军备技术方面活力的探研，都应当对长此以往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向与根基供给有力的见解。再者，因火药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与扩散都贯穿了庞大的文化与宗教问题，其中也涉及诸多文化与哲学方面的内容，使得整个问题更为复杂。
而这首先的当务之事，是确定在火药武器出现之前地中海冲突的基本特指，而这很大程度上由划桨战舰特有的能力与自身的局限性所取决；也正因如此，通过对其中一个的分析，足以对另一个进行相当深入的了解。尽管其他因素也不可忽略，甚至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然而这种分析也是作为有力的基准为研究提供一连串的核心之要：以此为基础，可以相对可控的观察火药所引入的效果如何，而最重要的，通过此种方式可以观察经济方面的宏观趋势（尤其是价格革命）与海上冲突之间的相互作用。
合理的着手之处是剖析桨帆战舰的本质之要，这在很大程度上由其动力系统决定，而人的肉体凡躯是最低效的动力来源。一名十六世纪的划桨手的极限输出功率大约是八分之一马力，而若将此与一艘的十六世纪早期的威尼斯桨帆战舰的尺寸相结合，这艘船可能是成熟的划桨船只里最快的；然而对于这艘170吨的船舶来说，将其推动的动力只有不到区区19马力，而这却已是船上150名汗流浃背的划桨手的输出功率的极限。人体作为动力来源的局限性在较小的船舶身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处显露出来，然而作为战船，其尺寸直接取决了其作战能力，也是决定适航能力的关键因素，而这也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从纯粹军事的角度看待，高干舷的大型船只的优势引人夺目，其不仅可以搭载更多的做作战人员，还可以搭载更高的战斗平台。然而对于一艘桨帆战舰而言，速度同样重要。桨帆战舰在在战斗中扮演的整个角色都是进攻者，而为此目的必须能抓住自己的猎物，而这便与高干舷的需求不相兼容：更高干舷的船舶需要更长的船桨，而过长的船桨会导致机械效益的折损。船桨长度与推进效率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不够由于此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因而必须详细论及。
究其本质，划桨实质是一种振荡运动。在一次划桨动作里，船桨必须两次停下来接着调转方向划动，因而船桨的重量越大，要停下来与每次重新划动所损耗的能量就越大，可用于推进船只的就越少，而一定程度上这一难题可以由数人同时划动一支超大的船桨来解决，而如此每位划桨奴隶所分配到的重量保持不变，甚至略有降低。然而这种解决方案所带来的推进效率的提升极其有限，原因很简单，随着船桨靠内一侧长度的增长，其扫过的距离与桨手必须拉动的距离也相应的增长，而这也意味着划桨手推拉的更远才能维持住船桨的动作。就船舶的推进动力而言，桨手挪动身躯时自身消耗的能量被平白浪费。尽管这种影响在何处才会出现重要难以估摸，不过这对船只推进效率提升的停滞似乎显而易见。
对于最靠舷外的桨手而言，在那里船桨的长度足以让其坐着划桨；而对于稍微靠内侧的桨手来说，划动船桨的同时必须让桨杆大幅度的升起降落，船桨靠内侧的长度迫使划桨手在一轮划桨动作中必须先从长凳上站起来，接着在划动时将身体的全部力量向后压到脚后跟，然后在下一轮之前重新回到长凳坐好。与端坐着划桨相比，站着划桨无疑产生了更强的推进动力——划桨手的大腿与身躯的几乎所有可用的肌肉都发挥了作用，然而这却是以牺牲效能与耐力为代价。中世纪的划桨船只与我们在此处关注的十六世纪的桨帆船无一例外的都采用了此种划桨方式。最后，当沿着内侧的桨杆到达某个点时，其扫过的距离长到迫使桨手必须站起来在甲板走动才能跟上船桨的推进。在此重申一遍，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出现很难具体指出，不过当一杆足长而带有一般尺寸桨片的船桨加入第六个桨手时，往往就会出现如是情形。
何种方式划桨更优以及出于为何更优无能准确说明，所有这些都可以运用到统一杆船桨上。尽管如此，一些定论还是相当明晰，一根船桨配着三位坐在长凳上的桨手似乎代表了某种最佳的解决方案。自十三世纪末始，这类桨手布置被用于足尺寸的桨帆战舰（即“常规'ordinary' 桨船”）上，并且几乎只在之类船型上使用，直到十六世纪中叶皆是如此；而当划桨登上加入三个以上的桨手时，常规尺寸的船桨就被更硕大的所替代，而这种多名桨手的配置开始只在旗舰和强悍的混桨战船（原文为bastarda，此处为猜测galleass）上运用。最后，这种做法被用到常规船只上时，显然是本作在最后几张详细论述的问题——并非出于任何内在的机械效益方面的度量，纯粹只是因为桨手的素质下降。
一般而言，干线越高，船桨越长，推进效率也就越低，而这迫使划桨船只设计的又低矮又窄长。然而尽管如此，船桨长度的限制并非只是限制干舷高度的唯一因素。对于每杆船桨而言，划桨动作并非只是简单的振荡，而是让整艘船在水中以一系列富有节奏的运动加速或减速前行，当船桨朝后划动时，划桨手必须加速推动整个船身的重量，才能恢复在上一轮划桨时因水流阻力而折损的速率。因而人类的躯体作为动力来源的局限性，通过船桨长度的限制对船舶的干舷高度与船宽形成了充分的制约，而对于船只本身的排水量也形成了同样严苛而更直接的限制。驱动沉重的船体需要强大的动力，而对于划桨手而言只有以推进效率和耐力为代价才能获得强悍的动力，如一些十七世纪的大型桨船（galeasses）的一根船桨就配了高达八名桨手，然而这些船只依旧异常缓慢笨重。桨帆船舶的设计，本质而言是基于划桨推进速度、作为作战平台的成效及在靠风帆推进时的效率与安全三方面因素的折衷。然而，出于战术目的的考虑，划桨时的推进速率才是首要之因，而人体肌肉作为推进动力的能量来源的的限制严重得几乎无有余地可置容；如果一艘桨船依赖船桨的速度低到无法在战斗中逮住猎物或是从更强大的对手手中挣脱，那么即使是更好的作战平台与更优良的风帆设计也毫无意义。就桨船与其同类船型而言，划桨推进效率低下，其他都无有价值，而这一基础事实正是划桨船舶设计的主导因素。
如此，船上的每一寸可用的舱内空间都被桨手与他们的长凳所占据；而就甲板搭载的上层战斗平台而言，必须质地轻便并且只能安装于船艏艉两段，如此附近的桨手几乎无法安生就坐。如果忽略那些高耸的平台与从船身伸出的照明灯等等，桨船甲板上大约95％的空间都由桨手与其座位所占据，而就桨帆战舰的战术而言其所产生的影响深远直白。为了让划桨手获得更好的杠杆效益，同时也为了让船体尽可能的更加狭窄，地中海桨船的桨座销（thole-pin）安装在被称为“aposti”的纵梁上，这些侧舷的护栏与船体本身隔开而在大部分长度范围上与船体平行；而作为桨座的支架，这些安装在两根横梁上，而每根纵梁横穿甲板相隔的桨手座（thwart）而贯通全船，而由此布置的矩形构造被称为划桨架（rowing frame）。正因如此，桨船两侧不仅吃水低，还挤满了非作战人员，在支撑结构上而言也相对薄弱，所有这些因素直接排除了桨帆战舰的侧舷作为军事目的的用途，除非只是纯粹的防御作战或者陷入了绝境。
于是，可供作战用的就是只有船艏与船艉处的狭长区域，不过事实上船艉也被排除在外，上面舵手与船上与多数与操船相关的人员的岗位必不可缺，而为数不多的通讯设备、信号旗与船艉的信号灯也必不可少。就一艘桨船而言，船艉的平台是其大脑与神经中枢，将其卷入战斗直接意味着丧失了战时的指挥；除此之外，船艉处——尤其是在可以可以挪动的船舵及其销座处的结构也异常脆弱，船艉实质作战时的指挥中枢。另外，增援部队也驻扎于此，并根据战时需求在关键时刻遣往狭长的横贯划桨架而贯穿全船的火炮通道（corsia）以图支援，不过也仅此而已。在战斗中，敌舰的往往船艉处是攻击是首要目标，而己方的船艉无人愿意成为首当其冲的战场，这片区域唯一的有点就是比船腰的干舷还要高出一截。
另一方面，船艉处的通讯设施对于现代读者来说似乎是可有可无，然而当代人却并不如此认为，这反映于一样基础事实之中：当代最强悍的桨帆战舰被称为“提灯战船”（galeras de lanterna），因为其船艉处的多杆灯笼（通常是三个）用于在夜间发出信号并作为船队的集合处，这些精美而硕大的灯笼是指挥权力的象征。一艘提灯战船的规格不一定比常规的桨船庞大，也不一定是最大的战船，然而强悍的混桨战船却一定荣任此职；其次更使人困惑的是尽管“领舰”（capitana）——即每个分舰队（squadron）各自的旗舰常常挂起了指挥灯，然而却也不一定是该类战船。言归正传，这些提灯战船总是拥有最卓越的武装，而正如下文将见到的，这些战舰在战斗中起到了决定性的角色。
于是唯一可以用于作战的区域就只剩下了船艏，这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桨船本质上就是为进攻而生，而进攻性的载具则需要通过不不停的前进来进攻。登船的士兵可以在船艏的平台集结，在桨船与敌舰相遇时随时跳上甲板；而大号的桨船还可以在船艏靠后处支起一个轻型的高台，在那里为弓箭手以有利位置为登舷队体用掩护。最后，战船上形如鸟喙的船艏突出部分——“spur”则为登船的士兵提供了异常的便利。多数国度的桨船上的艏突略微朝上抬起，尖端则由铁皮包裹，而若能嵌进敌舰的侧舷，弯曲的撞角则能轻松的越过船舷的护栏，而为登船的士兵在能以居高临下发动袭击。
长期以来，关于十六世纪战船上船艏突的运用存在诸多的误解。带有撞角的桨船往往被视作扮演古代的公羊式战船的角色，然而高耸越过水线的构造清楚的表明绝非此类，古典时代与近代与中世纪桨船上构造相近的显然是古罗马战船上的登舷桥（boarding bridge）而非希腊式的撞角。这种误解甚至使得哪怕是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对战术的分析也偏离了原来的样貌，正如下文论及勒班陀之战时代所展示的那样。船上的艏突坚固异常，足以凿进桨船或者小型帆船轻质的上层建筑并与之固定，如此做法显然是为了给登舷的士兵架起一座桥梁，而非利用冲角破坏敌舰的船体。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一艘桨帆战舰只能直接由船艏攻击敌手；反之亦然，一艘桨帆战舰若要抵御敌人的攻击，只能选择船艏对敌。而重型舰炮的出现，则使得船艏对敌一作战信条更加稳如泰山。
桨帆战舰甲板上唯一可以安装重炮之处就是船艏。然而尽管如此，船艏处的空间也异常有限，以至于根本没有可供重炮朝侧开火的地方，因而这些舰炮只能朝正前方发射；也正因如此，要让船艏舰炮瞄准的唯一方式就是让桨船本身进行瞄准。如此的最终效果就是放大了上述所有因素的影响。与现代的战斗机相类，十六世纪的桨帆战舰必须将船艏朝向敌人才能发动进攻或进行抵御，而从战术上讲，至少在小规模的交战中，桨帆战舰几乎是一类纯粹的进攻性战船。而正如下文将看到的那样，桨帆战舰在这方面与风帆战舰形成了强烈的比对。
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发生在两艘、三艘乃至五六七搜桨帆战舰之间的战斗迅速而果断，或多或少几乎的没有可能进行一场持续的交战。一艘桨帆战舰面对另一艘更强大的桨船时，几乎没有机会从侧翼发动袭击，也几乎无法从正面迎敌，因为这肯定会被对手更加精良的武备与兵力所击败；即使是以这种方式击败了更为强大的对手，自身承受的损失也得不偿失，而在有其他战术选择的情况下这几乎不是可选的抉择。另一方面，如果这艘武备较弱的桨船试图转身逃离时从船艉处被撞倒，情况可就大不妙。从十六世纪初年开始，随着重炮的普及，这一点变得愈发明显，因为追击方可以用他的重型船艏炮远远的开火，而他的猎物却没有可以回击的手段。不过尽管如此，择时走为上仍然是桨船在面对强敌时的唯一可行的防御抉择，如此至少能保留作战能力；而如果继续选择战斗，最好的结果要么损失惨重，最坏的结果要么被敌俘获。
爆发在少数桨帆战舰之间的冲突往往一边倒，要么一方几乎完全被歼灭，要么这一方直到战斗结束依然完好无损。现有的二级资料与原始文献都充分证实了此点。而一方出其不意发动突袭、或者混战中的舰队交战也会表现出如此态势，正如乔瓦尼·安德烈亚·多利亚于1560年在杰尔巴岛所遭遇的那样。是役，停泊中的基督徒舰队由于皮雅利帕夏（Piali Pasha）突然出现而陷入混乱，西班牙四散而逃，只有盖伦商船进行了有效的抵抗，而穆斯林的损失微乎其微。
不过与上述情形迥然不同的是，爆发在两支列开阵势的桨帆战舰之间的全面对抗充满了不确定性，对双方而言何方都无多少战术优势，此中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对于一艘大规模混战中的桨船来说，一旦卷入接舷战，既无法撤离战场也没法再投入战斗；而如果一艘桨船遭到了最坏的状况并以某种方式击败了登上甲板的敌人，那也只能归因于人力上的碾压，而即使如此不仅战斗能力，行动能力也会受到损害。如果这艘桨船在接舷战中取得了胜利，那么大多数战斗人员将会登上被其击败的敌舰的甲板而不会放弃战利品；倘若相当大部分划桨手（原文为ciurma，威尼斯用来代指划桨队）是专操划桨的自由人（威尼斯与奥斯曼桨船上的情况，直至勒班陀之战后很久一段时间皆是如此），情况只会更甚，组织人手捕获战利品、制止抢劫、让其他闲杂人员回到战斗岗位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因而对战机的贻误不可避免。爆发在三四艘桨船之间的冲突中，孰胜孰败的决定迅速而果断，一名老练的指挥官可以看到自己的优势所在并信心满满的发动进攻；而对于胜利天平随时可能倒向另一边、即使胜利也会损失惨重的全面交战中，做出抉择往往困难许多。
不过尽管如此，造成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还是归因于第二个点。得益于自身的短距机动能力，万里晴空的气候下，桨帆战舰足以列成左右相接六十余艘甚至更多的严密阵势。这种以艏对敌、形如新月的队形异常利于防守，试图以一两艘单独进攻毫无意义，而每艘从正面强攻的敌舰将在接触处被瞬间淹没。除此之外，防守方还可以随时调动另外的桨船、galiot与小型船只的后备以图增援，这些增援船只足以在前锋阵线附近来回穿梭，用绳索绑在受威胁的桨船艉部以使增援部队登上甲板，或是如有必要之时将其拽出阵线并将其替代。
正因如此，大规模交战中小规模战舰的通常作战毫无意义，而这往往只有敌舰队遭到突然袭击或者缺乏纪律、己方舰队以机动优势越过阵线而不将其扰乱的同时、将一小撮赶出战位之时才会出现如此情形，1538年海雷丁在普雷韦扎的胜利便是很好的例证。发现被这种战术困扰的指挥官要么选择不管这些与之交战的桨船而保留防御编队、要么选择让这种小规模冲突升级为全面对抗，而十六世纪的地中海指挥官很少会选择第二种。
除此之外，桨帆战舰向后方划行的能力也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并肩的防御阵线。通常来说，这种战术在小规模对抗中毫无意义，向后划船缓慢而尴尬，迅捷的对手可以轻松的绕过侧翼并与之交火。然而在大规模的交战中，出于何方都无明显的优势，这种战术足以使舰队在不暴露于对己不利的作战的同时撤离战场。当运用如此战术的舰队后方有一片广袤的海滩时，其利好更甚，这支舰队可以在炮口朝敌的同时靠岸停泊，而这并没给防守方带来不利之处，反而使其得到了充分的优势。这种战术以牺牲一定程度的机动，以换取防御力量的巩固，而当时机一到这些抢滩的战舰也会重新折返加入作战。登岸的船员足以一沿着海岸转移到另一艘，事前靠岸部署的预备战船则能出击而与其他船只编队列阵，而无论如何，牢牢停泊的桨船上的重炮发射时比在进行时更为稳固。倘若敌舰继续发动攻击，桨手则会等岸以减少损失，而如果友军的陆上部队刚好在此处，这些岸上的士兵也可以登上桨船加强作战。这种登岸战术似乎很早便被广泛运用，而这也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大规模舰队交战期间，即使一方有压倒性的优势、处于下风的一方也仍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行动自主。这是地中海作战的典型战术，而这也足以让专于马汉思维的现代人感到困惑。
除非天时不利，否则这只处于下风的舰队几乎可以无限期的停泊靠岸；另一方面，在海面上更为强悍的敌人仅仅只是为了保持编队和战位以抵御风浪，却仍然需要徒然消耗自身补给。尽管靠岸的船只可以派遣自己的桨手上岸取水，然而这些离岸的战船却只能依赖于自身的库存，这只更具优势的舰队迟早难以支持而不得不同样靠岸停泊以图修整；而到那时，处于下风的那支舰队早已整装待发，甚至会朝更为强大的敌舰队发动反攻。而那些位于岸上的堡垒与港口，则为桨船舰队提供了更全面的保护，如果上述战术在背靠重炮部署的城池完成，那么这些战舰够成功的战线将固若金汤。海雷丁于普雷韦扎的战术我们早已悉知，而在勒班陀之战之后一年，奥斯曼王师也系统的将此类战术接纳。
而无论如何，岸防堡垒与舰队之间的关系都绝非这样片面，因为需要全面看待。一支指挥娴熟的桨船舰队，足以对一座孤立无援的海滨要塞造成生死攸关的影响；而对于围城军队来说倘若缺乏有效的舰队，那么被围困的敌人便可以从海上随心所欲的对要塞进行补给与巩固。在这种况下，除非驶入港口的水路难以通行或是被围城者严防死守，否则风帆舰艇与桨帆船扮演的角色相类；而如果围城军有一支强大的桨船舰队以为支援，情况则大有不同。
首先来说，一支桨船舰队对于围城军队来说无论是否被击退都无异于雪中送炭；而如果被围攻的堡垒坐落于岛屿或者暴露的半岛上，那么这支支援舰队更是不可或缺。一方面，围城所需的重型火炮可以相对轻松的用舰船运输与送上岸，而自1510年始桨帆战舰船艏上的便是这种攻城重炮——这些火炮的火力本身足够强悍而足以攻城，而往往过可以拆卸为陆军所用。另一方面，围城军队的志愿舰队通常不会在大海上停泊，而是会沿着海岸布置，或者干脆在附近的海湾停泊。与此同时，如果船上的桨手是职业操船的自由人，这些人则会扩充围城的队伍；而当围城军对无法形成人数优势时，船上的作战人员也会加入行列。以上便是发生在桨帆船之间的海战的基本事实，一只围城舰队的人力与武备，可以根据战时需求在海陆之间随时调换，而这正是十六世纪地中海海战的显著特色之一。
而对于守城者来说，如果一只部署得当的桨帆舰队潜伏附近，而带着兵员与补给冲入陷入困境的要塞时，围城方不得不抽调足以与之对抗并将其击退的火炮、人力与战船，如此一来围城者就无法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来进行围城作战；而通过阻止围城方充分调动自身的人力物力随心所欲的进行围城，一只支援舰队足以在远离堡垒的地方为解围做出卓越贡献，当进攻的围城部队必须通过海路将增援运至围城处时情况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围城方的海上部队不得不谨慎行事。如果围城作战漫长而困苦，所有可用的人力物力都将被充分投入，此时即使是一支素质低下的敌舰队的突然出现也会给围城者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对于围城者来说，由于自己的缺乏人手或是失去战斗能力的战船岸边遭到摧毁，自己将困于不断得到增援的堡垒与后方的敌舰队之间；也正是这种战时态势发展的可能，最终促成了查理五世于1541年10月对阿尔及尔的进攻。
早在1535年，出于态势好转，查理五世于7月对突尼斯发动进攻，并在9月中旬成功将其征服；然而到了1541年，当下定决心攻打阿尔及尔时，查理五世却显然察觉到自己既没有足够的兵力将其占领，也无法将其增援舰队击退于海上。出于这种度量，西班牙舰队冒险在秋季发动进攻，并堵上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舰队不愿冒着严冬出击。正如1535年远征突尼斯时的那样，查理五世完全可以称得上称职甚至是出色的远征计划的制定者，而这一策略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尽管安德里亚·多利亚再三强调秋季航船的危险缩在，然而查理却牢牢抓住了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然而，这场远征的结局正如我们所知，在于姗姗来迟的奥斯曼舰队正面交锋之前，查理的舰队早已为风暴所毁，而这场远征也成了史上最悲惨的海难之一。
对被围困的堡垒的解围的难处，对于各国来说各不相同，而这取决于竞争对手之间的资源比对与地理位置的孰优孰劣。与奥斯曼相比，威尼斯共和国始终为捉襟见肘的人力所困扰，尽管奥斯曼无时不刻可以调动一支充裕准备的舰队保卫威尼斯的城池，然而威尼斯的援军却不得不精打细算的进行援助。然而基于地中海作战的特质，即使增员的规模很小，只要运用得当而坚决果断，这只小规模的舰队也足以一战。依托于比近堡垒与海滩提供的保护，一支弱小的增援舰队足以尽可能的靠近被围困的堡垒始时待发；而时机一到，这支舰队将突然冲向围困的部队，将其舰队调离而后在毫无交战的情况下直冲要塞的港口。
威尼斯海军对于这种鲁莽而一触即离的战术运用的纯火炉青。而正如将看到的，威尼斯的桨帆战舰就是专门为此类战术而打造，威尼斯的安东尼奥·奎里尼（Antonio Quirini）于1570年到次年冬季对法马古斯塔 (Famagusta)不甚娴熟的解围行动便是这一战术的经典。然而尽管如此，这类战术并非只是威尼斯舰队所专。用一支劣等的舰队、去解救陷入重围的海滨堡垒是地中海指挥老手的必修之课，威尼斯的头号竞争对手、热那亚的安德烈亚·多利亚则对此表现出了高超的技艺。
不必动用这种以小博大的技巧，而免于频繁派遣劣等的舰队前去支援被困要塞的只有奥斯曼土耳其，因其既保有战术主动，又有利好的地理优势。在奥斯曼陆军占领的大多数地方，都可以通过陆上交通来获得补给，即使如摩利亚的Coron也是如此，而保持陆地交通的畅通即困难又需旷日持久。正因如此，倘若一块其重要的地盘沦于敌手 ，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则通常会忍耐到下一个作战季节再发动大军将其夺回。这是自1573年奥地利的唐·胡安率军占领突尼斯后奥斯曼的策略，而当奥斯曼选择立即对基督徒的挑战做出反应时，往往是压倒性的，正如1560年在杰尔巴岛时一般。
除上文述及以外，海滨要塞与桨帆舰队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逻辑上的相互依存，出于桨帆船自身的特性与能力，两者之间的战术关系也不容小觑。此处有一点需要澄清。在风帆时代，战舰与堡垒之间爆发的交火往往会发射大量毫无意义的炮弹，除了专门的臼炮船掷出的开花弹外均无对双方造成多少影响。由于风帆舰艇自身的动力来源与其相对较大的吃水，这些船舶往往难以克服搁浅的危险而抵近足以对堡垒造成伤害的近岸水域；反之亦然，由于远离堡垒，岸上的炮火几乎难以对舰队造成影响。然而对于桨帆战舰来说，当天气状况良好时，其足以抵进要塞的城墙边上而用艏炮精准的炮击。如果这座堡垒武备精良，而桨船的指挥官选错了地点，那么这艘船往往会就此战沉没；然而如果情况并非如此，这艘桨船足以停泊在原地随心所欲的炮击。此与风帆舰艇的情况迥然不同，这些船舶必须通过不停的航行才能稳住操控。除此之外，桨帆战舰的铸炮通常有着能发射更大的炮弹及有着更大的尺寸，足以在200码开外对城墙造成客观的破坏。
正因如此，一支即使没有陆上部队作为后盾的桨帆舰队，也足以对古老的中世纪堡垒构成致命的威胁，那些城池要么城墙薄弱、野战防御更是临时而成，要么其堡垒人力匮乏、火药大炮短缺。在正式的围城战中，桨帆舰队往往与陆军配合而迫使守军加强海岸边的防守，而船艏的重炮则足以削弱的海岸旁城墙的守御之能。倘若堡垒的港口无充足的防御，或者入口处无铁链与栏杆牢牢封锁，这些薄弱之处往往遭到桨帆船携带的地面部队的突袭；而倘若堡垒的海墙低矮而薄弱，往往也会遭到直面进攻。
然而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海滨要塞在面对海上之敌是只能束手无策。某些早期的巨型要塞炮，足以发射重量级的石弹而真正具有击毁敌舰只能。此类火炮中的佼佼者，足以发射600磅到900磅甚至更大的花岗岩或大理石制成的炮弹，一次精确的射击足以直接击沉一搜战舰，而这种壮举已经在数次攻防战中发生了数次，1452年到1453年间穆罕默德二世苏丹用此类火炮对达达尼尔海峡封锁的成效便坐实了这一点。尽管这类火炮只有在奥斯曼与葡萄牙寥寥数国幸存下来，然而很明显，十六世纪地中海国家的海滨要塞广泛运用了此类真正的“战舰杀手”。这类火炮也被奥斯曼陆军广泛用于攻城所用，当代任何富有经验的地中海作战人员都深知于此。
不过地中海海战的两栖性质并不只是局限于攻防作战。桨船的船艏炮不仅可以在围城战中有效对付坚固的城池，在无休无止的两栖登陆作战于小规模的冲突中也足以对付相对简陋的工事，倘若这些守御者并无足以防御火炮的壕沟，那么这些战舰的艏炮足以在突袭或者撤退中为部队提供有效的掩护。关键之处在于桨船足以精准的在近岸水域将舰炮瞄准对敌。此类战术在历史上曾被西班牙海军及马耳他骑士团的多次小规模作战中多次运用。不过这并非只是西班牙军队的专利，在1551年对马耳他的突袭中，奥斯曼海军便用这类桨船的重炮掩护其部队登陆，当是时，奥斯曼军队发觉自己的登陆之地位基督教守军所据，于是靠近海岸“以舰炮轰击陆上的火枪手与炮阵，并以这种方式与陆上的基督守军交火长达一个小时”，最后让陆军乘上小船登岸。
最后需点明，即使抛开火力因素不谈，划桨舰艇在海上的小规模冲突中的战术价值也非同寻常。曾在西班牙的西印度群岛进行私掠活动的英国海盗便认为必须将带桨的pinnace配予更大、装备更强的帆船舰队，以使其足以在近岸炮击为登陆部队提供掩护并在浅海追逐战利品。毫不奇怪，西班牙海军就曾将桨帆战舰引入西印度海域，以对抗这类为英国人所用、法国海盗发扬光大的战术。一份由索托马约尔的迭戈·桑切斯（Diego Sanchez de Sotomayor)所撰写、事关1570年代后期西班牙为保卫西印度群岛免遭法国海盗所采取防备的详尽文而富有见地的文书至今仍然存留，其足以使人观其一貌。与其他可以追溯到1522年6月13查理五世下令的第一个反海盗的许多其他文书一样，索托马约尔的文书特别关注于年复一年的珍宝舰队（原文为plate fleet）与采珠渔民的安全。尽管珍宝舰队在往返西班牙与美洲的途中可以为武装盖伦所保护，然而在加勒比地区的反海盗行动却是围绕着部署于此处的八艘桨帆战舰而展开，其中库马纳保有一艘、卡塔赫纳保有两艘，波多黎各、圣多明哥、拉普拉塔港、 亚瓜纳与古巴各自一艘。1595年，这些以桨船为核心的两栖作战的目的由一名名曰卢德纳的佩德罗（Pedro de Ludena）的人写予塞尔维亚的西印度贸易厅 (Casa de Contratación)的备忘录中稍作提及，这些桨船与其余稍小的船只与当地的陆上驻军配合，“带着武装人员、弹药与警示”向沿海遭受海盗肆虐的城镇提供援助，并同时提防法国海盗上岸过冬。而同样引人瞩目的还有卡塔赫纳藩台（原文为governor，主殖民地行政，此处与真正具有军政大权的总督governor general作以区分）于1577年7月12日所签署的一份文书，而这份文书里同样详细论及了在反击海盗的作战中桨帆船所优于武装盖伦的价值所在。
在这种景况之下，最好的反衬便是海军史学家的注意力长期集中在地中海数个国家间正式宣战而爆发的大规模战役中，然而直至20世纪60年代出于经济史学家的努力才将眼光专注于此，陈旧的海事史学的关注之处所产生的关于海上冲突的的刻板印象实质极具误导。与更宏大的战争相比，与其相伴的小规模冲突某种程度上正式由前者所催生，而后者对长期结果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将哈布斯堡与瓦卢瓦的战争带到西印度群岛的法国海盗便蔑视种种和平条约的行为直接造成了西班牙殖民地的沉重损失，而更长远来看这些法国海盗为英国和荷兰同行指明了发家之道；葡萄牙军队在十六世纪头几十年在波斯湾与红海的所尝试的针对穆斯林世界的封锁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的，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在穆斯林航路与海岸所进行的持久的私掠活动也为哈布斯堡与奥斯曼的海上对抗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而北非的穆斯林海盗（原文为ghazi）对这场对抗的贡献甚至更为重要，几乎每一位奥斯曼海军的将官都在柏柏尔海岸磨练而出；而更为恰当的证例正是威尼斯为保护自身贸易所进行的抗争作战，而这些抗争是正是其近两百年来的立国之根。而在最后，大约在1580年代与1590年代，大量低地与英国商船（亦商亦寇的商人所携带的船只，而非其正规的战舰）不断涌入地中海世界，地中海海战模式的丧钟由此敲响。
地中海国家的海军组织与其战术及装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小规模作战的需求，桨帆战舰某种意义来说正是出于此。如果不考虑这些的本质而却试图对地中海海上对抗做以彻底的分析实质徒劳无功，而这种基于小规模对抗的思量，则将使得我们回到分析的起点。对十六世纪地中海海战的分析，必须基于其自然条件及由此而产生的的作战方式及军备技术的概念范畴之内，而这一概念上的范畴必须更为全面的看待，不仅包括大型战役及舰队交战的宏观作战，更必须包括无休无止的小规模商贸消耗战；而更进一步，此种不仅需要涵盖地中海海域的军备技术与战术，更是需要包含其中的经济结果与社会需求。
不过在接下来的第三章论及桨帆船作战的种种细节之前，还需回顾风帆舰艇如何。在此有必要提出两点例证以支持以下两个论点：早在北大西洋的舰船在侧舷安装重炮之前，地中海的风帆舰艇早已就此进行了尝试；而这种与北大西洋帆船上才用的侧舷列炮的方式，却并没有立即赋予这些舰船更具决定性的军事效能。这些结论将由两个具体战例来给予论证：其一是1499年威尼斯舰队与奥斯曼舰队在勒班陀湾口外的佐奇奥所爆发的战斗，其二则是1558年一支葡萄牙舰队与英法两国海盗联合而成的船队在几内亚海岸所进行的不为人知的作战。对于前者来说，这场战例是具有详细记录流传以来所能追溯的最早的海军交战，可以肯定其中投入了侧舷安放重炮的风帆舰艇，而其本身清楚表明地中海国家很早就意识到侧舷列炮的方式在未来的可行之道，却出于某种运用上的技术原因而将其抛弃。后者则是最早论及详细战术所能追溯的最早的海上冲突，其中记录了装备精良、远航能力优秀的风帆舰队在广袤的海域如何对抗，也是最早的所能追溯的双方使用战术编队的例子，而这种编队的战术正是为风帆舰艇奠定胜利的线列战（line astern）；另一方面，这场战例也标明了战术史上的重要节点——线列战术——或者更广认知的被当代称之为“ line ahead”（领航纵队）的战术为何直至早期的风帆舰艇采用桨帆船类似的横队阵列后很久才姗姗来迟，而这正是下文的断论的根本所在，即为何在十六世纪的上半叶，侧舷列炮的风帆舰艇在战术上难以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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